中美建交：毛泽东带领下的一场成功突围大戏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作出了“美国要跟中国建交”的战略预见。毛泽东指导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坚决斗争，以斗争求缓和；二是以我为主，等待时机。20世纪60年代末期，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破局，推动了中美关系由“对抗”状态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

作者 李振

责编 宋明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对华采取“不承认”政策。一年后，双方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进入“对抗”状态。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从“对抗”到“正常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22年后取得了对美外交工作的突破性成果。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对于当今两国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毛泽东的大格局：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美两国处于对抗状态，在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表述中，美国被定位为“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加以反对的对象。然而，毛泽东却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出“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

在1955年5月底与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探讨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时，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在1958年6月16日与二十余位驻外大使会谈时等，毛泽东多次表达了尽管美国现阶段“不承认”新中国，但是，“总有一天，美国是要与中国建交”的乐观前景。

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分析了出现缓和趋向的世界局势，指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56年8月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专门加写的。

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规划中国发展蓝图的开端盛会。有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参加大会，政治报告中关于“中美建立友好关系”的表述，无疑是新中国借机向世界、向美国发出的一个明确的和平信号。

在论述中美发展前景的同时，毛泽东对中美建交的可能性时机，也做过多次预判。以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为例，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以苏美建交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为参照，提出：“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时间……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以1957年1月起算，再过18年，大致可推算为20世纪70年代。如此算来，毛泽东对中美建交时间的预判，是基本准确的。

二、因台湾问题而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选择在50年代中期作出关于“中美建交”的战略预见？

最直接动因是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启动。

1955年春，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出于避免信息不畅导致彼此误判，因台湾问题开战等方面的考量，中美双方都有意向通过谈判，缓解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

于是，1955年8月，在英国、印度等国的斡旋下，中美两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实际问题。

从8月14日到9月10日，历时40天，会谈14次，双方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9月中旬进入第二项议程后，美国代表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禁运问题、准备高一级的中美谈判问题等任何议题，采取纠缠拖延的做法，导致会谈陷入僵局并一度中断。

美国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中国钉在谈判桌上，以稳定台湾海峡的局势”，所以，中美大使级会谈并没有解决双方之间的实质性问题。不过，在1953年至1961年执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仍坚持僵硬的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情况下，在那个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即便会谈没有解决中美双方实质性问题，但这一渠道有助于双方互相探视、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对限制和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对抗”年代中美两国关系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这一渠道直到被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所取代。

智者见于未萌。毛泽东并不指望中美之间的对抗能够在一夜之间消除，但有了中美大使级会谈，至少有理由相信两国对抗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

也正是有了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中美建交的战略预见，当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契机切切实实到来时，我们没有错过这一时机，由此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纽约联合国大厦上空迎风飘扬

三、应对之道 ：一是坚决斗争，二是等待时机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同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话题自然就引到了中美关系上。

毛泽东告诉老朋友说：“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正如本次谈话中所透露的，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是两条：一是坚决斗争，以斗争求缓和；二是以我为主，等待时机。

以1964年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当选总统为分界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美国政府意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颠覆中共政权；后一阶段，美国政府转向“遏制接触”政策，企图一方面遏制中国“扩张”，另一方面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相应的，毛泽东的应对之道在前一阶段侧重坚决斗争，在后一阶段侧重等待时机。

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新中国的成立，遭到带有意识形态眼镜的美国的敌视。政治上不承认，军事上威胁，经济上禁运，美国试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形成困死新中国的封锁包围圈。面对封锁包围，新中国没有屈服，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上演了一出成功突围的大戏。

对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还千方百计阻扰其它国家与中国建交的举动，毛泽东作出回击，实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明同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交往。中国的呼声，得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响应。在较短时间内，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其中，包括美国极力拉拢的英国和印度。

新中国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意味着美国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图谋，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随后，新中国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亚非会议等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大。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美国在阻扰新中国恢复席位问题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追击敌人

抗美援朝：一场立国之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很快突破“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不断后退的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出兵。毛泽东反复权衡，为此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最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毛泽东认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大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场上的僵局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两年多在战场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

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也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在经济封锁中撕开裂口

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除了政治上不承认，进行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以促使新中国自内生乱。在有限的经贸空间内，除了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经济往来，新中国以义利相交，探索出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经贸活动的渠道。

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与锡兰（斯里兰卡，全称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旧称锡兰）签订以大米换橡胶的政府贸易协定，帮助锡兰度过了橡胶危机。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它亚洲国家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

1952年5月15日，日本三团体代表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应邀到中国访问，并于同年6月1日与中方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中国与日本的经贸来往始于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签订了4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利用外交场合，新中国还积极推动与西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对于美国主导的经济封锁，新中国就这样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再到只执政两年的肯尼迪政府，美国一直坚持僵硬的对华“遏制孤立”政策走到了尽头。此时，在越南战场，美国介入程度加深，直接派美军参战，为了避免与中国在越南重演“朝鲜战争”一幕，约翰逊政府感到有必要改变自1958年第2次台海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冻结的“隔空对抗”状态，对中国需要执行更灵活的政策。

尽管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共处，但仍将中国视为亚洲利益的威胁，由此，“遏制孤立”政策调整为“遏制接触”政策：在政治遏制的同时，在人员、信息和物资的交流方面放松限制。

中美关系的要害在于台湾问题

从1964年起，在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对越南的政策成为美方着重提出的议题。然而，在有限次数的会谈中，“绝大部分的讨论只不过是双方重申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美方坚持它有义务援助南越以恢复和平，无意威胁中国，并谋求中国协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中国则是指责美国侵略，斥责美国行为所造成的威胁，拒绝谈论干涉越南内政的问题，坚持美国应该撤出。

在会谈中，中方向美国明确传递“底线”信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扩大战争，中国将奉陪到底。甚至严厉警告：如果美国“将‘中华民国’引入越南从而将中国的内战与它的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那么等待着美国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两国关系中，越南战争并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要害在于台湾问题。新中国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是：废约撤军，即废除1954年12月2日在华盛顿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走驻扎在台湾的全部军事力量。

面对中国的正义诉求，美国方面却一直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对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谋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的现状，拒绝中国提出“废约、撤军”要求。此外，美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援和经援，其实质是美国政府试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台海局势。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举动，以及越南战争的日益升级，自然引起中国将美国定位为比“苏修”威胁还大的“第一位的敌人”。

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状烟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使中国有底气在谈判桌上更加强硬，以我为主，毫不让步。在越南战场上，中国给予了北越尽可能多的援助，甚至做好了出兵准备。当然，在1958年后，中国对美政策日趋强硬，不仅是对美国反华政策的反应，与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激进转向，也有很大关系。

整个60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多少弹性，美国企图集中讨论其它问题的做法，一概为北京所拒绝。毛泽东的坚定立场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调和的分歧获得解决以前，其它问题都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对话。新中国并不急于与美国接近，也不急于获得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华舞台”的联合国代表席位。

显然，在约翰逊政府于台湾问题没有迈出更大步伐的情况下，中美接近的时机，还需要等待。

1971年4月1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应邀来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四、破局一招：小球推动大球

时间来到1969年，中美接近的时机出现了。

共同对付苏联，成为中美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小球推动大球”则是毛泽东在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的时点上，使出的破局一招。

在中国方面，1969年3月，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6月，毛泽东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个任务，请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提出建议。在中南海武成殿，四位老帅连续开了6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三份厚厚的书面报告。

在报告中，老帅们提出：对美苏的斗争，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于拉拢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叶剑英把这一“联美对苏”的建议，形容为蜀国丞相诸葛亮定下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设计。

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而在美国一方，为了化解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尼克松政府同样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开始接近，小心翼翼地试探，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1969年12月，在波兰华沙的时装博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外交人员主动找中国外交人员搭话，传递美国想要修好的信息。尼克松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传递口信：想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会面。然而，美军入侵柬埔寨的行为，让中国对美国的“示好”选择了拒绝。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年12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在1970年的国庆活动中，毛泽东也向美国发出一个含蓄的信号。他把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同他一起观看国庆游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两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遗憾的是，这个东方思维的含蓄信号并没有被美国人理解。

让世人没有料到的，推动中美破冰的关键支点，竟然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外交部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提出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建议。对这个报告，毛泽东考虑了三天。最后关头，他深夜派人追回本已画圈同意外交部建议的报告，改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1971年，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长城与翻译的合影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称这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从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国方面传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谈，并提议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会谈。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飞到了北京。基辛格此行是秘密的，在北京只停留了48个小时。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一次是公开来的，主要是与中方商讨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

周恩来同他会谈了10次。两位外交艺术大师会谈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两国贸易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双方议定联合公报采取“各自表述”的方式。美国表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支持“台湾独立”，这意味着美国表态不再执行“两个中国”政策，而中国则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时间表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允许美国不是一步到位地满足中国提出的条件，而是分阶段地逐步撤出其在台力量，逐步减少其对台影响。

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毛泽东用“猴子变人”的例子，定下了解决方案的共识基础。

1972年2月，周恩来欢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期访华。在下飞机的一刻，尼克松快步向前，主动伸出手来与周恩来握手，在场的摄影记者从不同角度定格下了这一历史瞬间。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当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表示：具体的问题，尼克松可同周恩来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美方明确“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军的最终目标。

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心情舒畅的尼克松即将离开中国时开怀畅饮，在即席讲话中感慨地说：“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稍显遗憾的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在1974年8月被迫辞职，中美建交问题被拖延下来。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12月，中美两国终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

数十年前，毛泽东作出“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被证实了。此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1982年8月17日，两国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成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石。

作者：李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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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东方红啦”

责编：林苗苗

监制：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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